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显示，严存生教授在1988年就撰文反思了法律价值的积极意义，强调了法律价值的重要性[14]。
最典型的情形体现在对公众关注案件的裁判中。[59] 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进路，学者们对法理论的学科性质、法理论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反思和全面探讨，同时也不断扩大法理论的外延，承认其多样性。
首先，统一的基本法律概念为诸部门法学供给通用语。只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统法哲学衰落，才出现了推动形成一般法学说的动力。但这不能采取大社会科学的进路，或者说将法理学视为一个容纳各种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的大框子。类似地，匈牙利学者索姆罗严格区分了法律内容学说与法律形式学说。这里的标准就在于，相邻学科知识能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可以基于法和法律科学的固有法则被重述。
总体来看，默克尔的法理论融合了三种传统，即哲学传统（尤其是法的体系化）、教义学传统（实在法的结构分析）和分析传统（取向于概念定义），这为后来德国的一般法学说研究奠定了基本风格。它发端于历史法学时期，以19世纪的法学百科全书运动为其先声，而其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则经历了创始、成熟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分析法理论逐渐发展为包括多种进路在内的宽泛领域。因此，宗教的作用正在于教化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情感。
(6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第275页。《法哲学原理》第三篇伦理生活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反对国家只是服务于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工具这样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看不到国家在精神层面的深远意义，看不到国家是人们自我认同的组织结构。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大多数公民的政治情绪或者他们前反思的政治感受都是支持和信任这个国家的，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真正地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自我认识时，这个国家的制度运作才会是顺畅和有效的，个体在其中也才是自由的。
在黑格尔时代的德国，当时流行的意见是宗教是国家基础。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
这种信任是在历史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是在宗教传统中确立的。用现代政治哲学的语汇来说，就是国家的制度性建构与公民的精神性认同必须建立起一致性。卢梭基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内在张力，给宗教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以一种新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下，黑格尔对现代国家之于宗教的态度，给予了进一步说明。
在宗教教义上，黑格尔同样主张国家不干预的政策，因为教义本身则在良心中具有它的领域，它属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自由的权利范围，即内心生活的范围，这样一个范围本身不构成国家的领域(65)。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哲学使人认识到宗教与国家在本体论上的相关性。(73) 这样，宗教良心的原则跟伦理良心的原则，最终就在新教的良心里成为同一个东西，这就是在合理性和真理性中自知着的自由精神，而这个伦理是从被置于其本源的原则上，并因而首先是现实的宗教真理本身中产生出来，而且是只能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同样个体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质性自由(substantial freedom)。
(74)黑格尔：《精神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2节说明，第370页。而黑格尔更认识到，在对民族精神自我理解的框架内，宗教与国家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些主观的实体性是维持国家的必要环节。在近代民族国家开始纷纷建立之时，宗教权力的纷扰在政治领域变得尤为尖锐，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予以重新安置，霍布斯利维坦的提出就有着非常鲜明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
无论如何，宗教与政治都被看作是彼此分离的两件事，分属精神与世俗两个领域。(75)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33)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99页。由此，它会排斥国家的一切具体制度和设施，破坏法律秩序，排斥社会的一切，包括财产、婚姻、市民社会中的关系以及劳动等社会生活。黑格尔认为基督教以表象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真理。此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精神哲学》(尤其是第552节的说明)、《宗教哲学演讲录》(参见第一部分，C.崇拜，Ⅲ.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中都有所论述。
参见《法哲学原理》，第273节附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91页。三是西方文化传统同样存在着现代转型问题，当政治开始进入现代性时刻，其与传统宗教的关系，会出现巨大张力，因此，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西方语境下也就是在中国语境中现代与传统间的关系，托克维尔非常细致地分析了传统宗教在美国民主制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来民间法就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达，只是为了表达便利。第三种是社会公意说，这是传统的卢梭理论，这种理论带有某种模糊性。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法律渊源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国外以出生时间仅几个月的婴儿为例做过实验，让几个阿姨进到育婴室，婴儿对于长得漂亮的阿姨，就睁大眼睛盯着她看，对于长得不太好看的就没人理，这种实验也挺有意思。
从人类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来看，自然界的物种种类繁多，也分为高级物种和低级物种，某些高级物种似乎也有非常丰富的语言甚至情感，尤其像灵长类动物。法律就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离开了这个表现形式怎么去理解法呢？一些学者把法概念抽象化，好像一谈到法就是一种抽象的表达而不是一种实定的存在，造成了对法的虚幻，好像法无处不在。法律渊源主要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律的外在表现形式。谁能充当这样的代言人或代理人？还是人类。
法的元问题，是全部法的问题的逻辑起点，有关法的其他所有概念、问题、命题等，都是由法的元问题开启的、衍生的，或延伸出来的。但在特定的时空阶段，人类怎么作出反应？我们在法律调整对象和法律关系理论上如何破这个局？即使我们承认动物、植物有权利，但在法律上如何去表达呢？法律如何对它们作出调整和规制？有些西方学者提出动物、植物有一种道德权利，但无论是道德权利，还是法律权利，怎么去表达？还是要通过人类来表达。
于是，关于司法的概念就成了任人解说的概念。（四）关于法的形式（法律渊源） 法的形式也是法的一个元问题。
修订党纪处分条例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应把条例中与法律重复的内容去除，解决‘纪、‘法不分的问题。这一观点可以说带有颠覆性。
所以，我们应该从重视法的元问题入手，来展开对于由此而衍生和延伸的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命题进行研究。所谓法源，就是法律渊源的简称，而法律渊源是一个严格的法学概念。这就涉及到代表制的问题，每个人的意见非要体现吗？每一个个人能代表人民吗？所以，代表制和直接民主制的差别就在这里。该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法律并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遗憾的是，在我国法学界，目前对于法律渊源的概念并未形成有效共识，因而，在学术理论的讨论中，就出现了对这一基础性概念的误用，并影响着法律实践。
而这个社会概念是泛指一切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现在我们的法律通过全民的讨论，公布草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提出意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人民意志的表达。
关于法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并为此作了简要说明：增加这一条款是为了纠正目前在我国存在的关于司法、司法权、司法体系、司法机关、司法主体等概念和问题上所存在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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